能不能来中国参加亚太经合峰会，高市早苗居然把锅甩给国会了。 当地时间10月17日，据彭博社报道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公开明确表态，若获得国会批准，将计划出席由中国在深圳主办的APEC领导人峰会，这是她首次就本届APEC参会意向作出较为清晰的公开说明。 截至目前，该表态仍仅属于参会意向层面，最终行程并未正式敲定。她特意在表述中加入“国会许可”这一前置条件，也直接说明此次行程仍受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多重约束，后续仍存在不小变数。 高市早苗这番表态，本质上是在为自己预留后路。从日本的政治惯例来看，首相出国出席国际会议，法律层面根本不存在“必须获得国会批准”的硬性门槛，仅需由内阁相关官员向参众两院运营委员会理事会通报外访日程，这套流程更多属于党内和朝野之间的政治协调，并非不可突破的法律约束。 因此，高市早苗所谓“出席APEC峰会需国会批准”的说法，完全是托词。她能否最终赴华参会，核心影响因素从来都不是日本国会，而是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的中方态度。 按照APEC的运行机制，东道主会在会前按惯例向所有成员经济体发出正式参会邀请，再由各成员自行决定派出哪一级别代表与会。高市早苗此刻刻意强调“需国会批准才能赴会”，实则是在提前遮掩自身的外交尴尬。 自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趋冷以来，日方始终心存顾虑：在两国政治互信尚未修复的前提下，中方很可能不认可其对话身份，即便发出邀请，她到场后也可能遭遇礼宾规格调整等冷遇。这份担忧并非毫无缘由，高市的涉台不当言论至今未得到纠正，中日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仍十分薄弱，日方自身也清楚在这一核心问题上理亏。 事实上日方早有铺垫，今年6月就曾通过消息源对外放风，称高市早苗因所谓“不满中方人身攻击”，拒绝在APEC期间安排中日双边会晤。如今再抛出“等国会批准再参会”的说辞，相当于提前为两种最尴尬的结果都准备好了台阶：若最终未收到参会邀请，可对外归因于国会未放行；即便顺利赴华却未得到预期的双边会见安排，也能回头辩称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安排会晤，两头都能自圆其说，唯独始终回避问题的根源本就出在她自己身上。 这份表态的背后，是日本经济界正承受的巨大现实压力。日本经团联及各大外贸企业高度重视APEC这一多边经贸平台。中日产业链早已深度绑定，若首相缺席这场在中国举办的亚太重要峰会，日本企业将直接错失大量区域经贸协商契机，进一步削弱其在供应链布局、数字经济合作、亚太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，日本商界始终在呼吁政府维系对华高层沟通的稳定通道。 相比日本政坛的观望，日本经济界的焦虑早已难以掩饰。 今年1月6日，中国商务部发布第1号公告，明确限制稀土、镓、锗等核心矿产，以及电子、航空、核领域的关键两用物项流向日本军事关联企业。日本稀土进口高度依赖中国，相关产业链随即受到直接冲击。野村综合研究所测算显示，日本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两用物项总额约10.7万亿日元，若稀土供应中断三个月，日本经济将承受约6600亿日元的直接损失。 今年4至5月，日本医疗设备、半导体、精密仪器等多个行业，相继曝出关键保障材料供应短缺的消息。为缓解困局，日本商界多次组团寻求访华沟通，得到的始终是“政治基础决定经济合作空间”的明确回应。日本工商界原本对深圳APEC会议抱有很高期待，希望借此契机缓和局面，可现实推进并不顺利。8月19日共同社披露，关西工商界原定10月的访华行程，被中方告知暂不便于接待，最终只能延期至11月APEC会议结束之后。日方部分舆论将此归因于中方正全力筹备峰会，但背后的核心障碍并未消解。 日本首相迟迟未敲定参会行程，不仅让大量日中合作项目陷入停滞，更让急于拓展市场、保障供应链稳定的日本商界深感不安。经济界迫切需要的是确定性与新的合作空间，而高市内阁的迟疑观望，显然与商界的核心诉求背道而驰。APEC本是为区域经济合作搭建的沟通桥梁，如今却因政治层面的僵持，让众多市场主体陷入预期分裂与发展失衡的困境。 10月中旬NHK公布的民调显示，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51%，创下其去年上台以来的最低值，不支持率同步升至32%。这种民意下滑的趋势，早在内阁上台后日本对外环境持续收紧、内政争议不断发酵的过程中就已显现，多重因素叠加之下，公众对政府整体运作的信心正在不断流失。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的外交政策成效不佳，无论是区域战略布局，还是与中韩等周边国家的沟通效率，都较此前历届内阁有明显退步。此前安倍晋三等首相常以高频出访的姿态维护日本的国际影响力，而高市则被广泛批评行事保守、缺乏果断行动力。如果今年高市最终缺席深圳APEC，将成为日本1989年加入APEC以来，首次出现首相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情况。 长期以来APEC都是日本推进经济政策倡议、布局亚洲市场的关键平台，一旦缺席，不仅会直接陷入外交被动，更可能加速日本在区域合作体系中的边缘化进程。